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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蚁族:那个在资本市场被选择性遗忘的群体

时间:2018-1-8 8:59

北京市西红门的大火早已熄灭,但在另一个行业,火势还远未得到控制。少数人宛若新生,多数人看不到希望。

 

2017年整个11月,申通快递、韵达速递营业收入15.15亿元、11.03亿元。在北京,却有穿着他们工服的加盟商员工领着十几元日薪。

 

2017年整个11月,申通快递、韵达速递分别送件4.67亿、5.53亿。却有挂着他们招牌的加盟网点因为“总部不允许超过5公斤的快递发往北京”,而断了派件收入。

 

当顺丰、京东,甚至是互联网租房公司,投入真金白银安置员工、客户时,以加盟模式为主的“通达系”快递公司,只是在官网上发布公告称“积极响应政府整治行动”。

 

还是这个行业,2年前,一位前申通总裁助理骄傲地宣称“走遍全国,一分钱不带解决吃住问题,因为到处都有网点,都是自己的同事。”2年后,部分北京同事无家可归。

 

这在外行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内行人却稀松平常。四年前圆通夺命快递,当事人死亡、涉事网点关停近一个月后,圆通官方才公开致歉。仿佛前者所为与自己无关。

 

以上种种,绝非针对一两家快递公司的批评,而是向一个80%以上市场由加盟模式构成的行业的追问。加盟商,这个快递公司在特定场合下宣讲的合作伙伴,真的和他们公开披露的干线、汽车、飞机,以及信息化建设等令人羡慕的信息一样重要吗?如果是的话,为何这个无处不在的超级群体被屡屡忽视?

 

倡导轻资产模式的百世快递告诉美国投资人,已经实现了几乎全部城市的直营管理。但它的加盟商数量比申通还多。另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快递公司中通快递,声称麾下30多万员工遍布全国网络。但它的直接雇员只有2.6万名。(见下表)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公告  截止时间:2017年)

 

(注:一级加盟商员工人数:100-150、运转中心加盟商员工人数:150-200、末端网点员工人数:5-10、总人数依据上述标准估算)

 

“他们从未把穿着同样衣服的兄弟当自己人。”一名离开某通的快递员这样说。

 

1993年,一家名叫盛彤的私人快递公司诞生于浙江桐庐县。随后以这家快递公司创始人聂腾飞的姓氏为中心,诞生出一系列当今快递领域富有权势的人物。可同样的财富奇迹,大概不会发生在今天的基层员工身上。

 

在高瞻远瞩的企业家、追求回报的投资人眼里,这些人也许只是未来商业的附属品,以及影响利润的边缘群体。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年报、长江证券)

 

有人因祸得福。北京西红门的这场大火,令部分北京加盟商享受到了多年不见的派费大涨,以及竞争对手的锐减。“多亏了这场大火,我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

 

但北京之外,大火没有波及之处,绝大多数加盟商的命运并没有扭转。在那些缺乏监督和管控的无主之地,低价竞争横行,从业标准缺失,职业不受保障……正将他们推向另一场大火。

微薄的利润

40岁上下的余槐是中通快递在河北省某市的总代理。这个一脸严肃的男人通常只在意两件事,口袋里的钱,别人口袋里的钱。

 

连接他口袋里钱的是一条几十米长的传送带。游戏规则很简单:传送带两旁的人最多停留一小时。他要盯住这些人在一小时之内把传送带上的货物分出去。

 

另一个游戏参与者是二级加盟商,他们站在传送带两旁,用最短的时间找出归自己负责的包裹。同时躲开监视,将那些地址模糊的包裹丢给余槐处理。

 

游戏里最后一个身份是中通总部。它负责罚钱,如果余槐输了,那总部就要对这些产生延误的包裹按照至少50元/票/天的标准罚款。如果余槐没输,游戏就继续进行。

 

余槐输急了就骂街。他骂手下的二级加盟商“装孙子”;再骂揽件网点“眼瞎给自己没事找事”;最后骂总部没人情味儿。有一次,他骂了一名拿着胶带修补破损包裹的妇女。“这都什么节骨眼儿了?!再这样我罚你!”原来这位是他雇来的库管。说话的时候,包裹就在俩人脑后飞来飞去。

 

那些从运转中心运来的包裹扭曲变形,尽可能让它们以正常形状示人很有必要——如果肯花时间。但在这个以时间为核心计量单位的游戏里,谁先这么做就会出局。

 

对余槐而言,时间和罚款直接挂钩。二级加盟商则千方百计省下时间去揽件。为了利润,这些人恨不能24小时都和客户粘在一起,而不是敲开门,等对方签收。

 

尽管从服务范围看,收件方也是重要客户,但他们绝不承认。“这些人就坐在电脑前点了几下鼠标而已。”

 

说话的是一名干了2年多的二级加盟商,即使什么都不做,每天也有几百块的房租水电费人工费从他的口袋里溜走,还没算上他的固定资产投入。“我来告诉你,我能得到什么?不到2毛/票的利润。”他说,“把时间浪费在这(派件),那我就是有病。”

 

讽刺的是,加盟商在乐意浪费时间的淘宝户身上只能多赚2毛钱。和淘宝户讲价,比从一群狼的嘴里拽走一块肉还难。而加盟商80%以上的发件客户就来自这些狼性十足的群体。

 

以阿里占股10%的圆通为例,在2013~2016年,它的业务量增速明显超过同期的申通、中通、韵达,但50%以上业务由电商件构成。按照2015年净利润7.17亿和30.3亿业务量来计算,圆通的单件净利润只有可怜的0.24元。如果有一个数字能代表电商件利润,那一定比0.24元还低。

 

数据显示,“通达系”整体业务量的70%来自于电商件。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其它几家的问题不比圆通轻松。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们的单件收入在近几年不断下滑。至于业务量80%来自阿里的百世,上市前还在亏损。

 

有人怀念从前。那天,一位加盟商坐在路边的临时网点,望着满地包裹和换过5次电瓶的旧三轮发呆。在两年前的某天,他兴奋地打电话给女朋友。“今天收了100票!”他说,“现在一天1000票,怎么开心不起来呢?”

加盟商间的博弈

余槐和手下加盟商之间的博弈每刻都在进行。彼此却心照不宣:双方站在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一侧,互相踢皮球,以减少损失。而规则由总部制订。

 

余槐也在建立规则。在他的规则里,他有权进行罚款、有权把生意更好的区域留给自己,还有权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当地韵达负责人这样评价:“他吃肉,下面人连汤都喝不上。”

 

一名跟随余槐多年的加盟商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眼里,余槐是一名有良心的老板。证据是他曾替手下加盟商承担运费,不过这也是很久前的事了。对于余槐的转变,这位加盟商表示理解。

 

但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取决于你问谁。如果你问唐昊,那他就会咬牙切齿地告诉你,自己的老板是个贪得无厌的周扒皮。“托他的福。”唐昊阴阳怪气,“我好几天白干了。”

 

唐昊做为二级加盟商加入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就在上周某天,一件从南方运往当地的快件在系统后台被标注为“已到达本市”。但唐昊坚称从未见过此包裹。不凑巧的是,车间里的摄像头也没能弄明白。在这之后没两天,余槐突然告诉他,要罚款600元,钱已经从他的备用金账户里划走了,过来通知一下。

 

按照快递公司的丢件处理方式,一般由双方当事人在后台提交证据,交由总部判决。但唐昊告诉记者自己从没听过上海总部对此事的判断。那几天,他每天都盯着后台,哪怕是一鳞半爪的消息都不放过。结果什么都没有。

 

现在,唐昊断定是余槐在捣鬼。他听过类似传闻,有些一级加盟商面对丢件,会主动联系客户,以稍贵出原价的资金安抚对方。但客户是谁,物品原价多少别人一概不知。这样一级加盟商在惩罚二级加盟商时会趁机大捞一笔。后者毫无办法。“家里不差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唐昊是一名血气方刚的80后。“等着吧,不定哪天就办他。”

 

除此之外,余槐也在其它方面遭致非议,比如独占优质区域。但最出名的还属得罪黑社会。那件事几乎成了当地业内人士的聊天热门,并发展为不同的故事版本。

 

记者多方求证,大致还原事情经过:不久前,一群手持家伙的蛮汉闯进了余槐的厂子并堵住大门,要求揪出负责人。见余槐迟迟不现身,对方冲进操作间。在那里,余槐正穿着工服,和其它人一起低头干活。

 

“平常牛逼哄哄的,其实就是个怂包。”唐昊站在附近冷眼旁观,期待着一场激烈冲突的爆发。但最终什么都没发生,对方悻悻而去。

 

而这一切的起因却是余槐把手伸进了别人口袋。闹事方是当地高新区的中通承包商,高新区在过去属于余槐的下级承包单位,这是一颗在业务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一批从北京迁移的商家落户于此,带来新订单。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中通总部从余槐手里划走了该区域,请现在的新主人打理,于是前者和余槐的关系就微妙了起来。

 

韵达负责人透露,中通总部后来单独为余槐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余槐今后同总部合作可以付出更少的面单及中转费成本。这个方案本意是安抚余槐,不料被余槐利用这个机会,派人以更低价格去高新区收件。“那些商户嘛,都是谁便宜找谁的。”

 

对方的报复开始了:当余槐手下的司机像往常一样开到那时,眼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2米的限高。掉头去另一边,还有,再找新路线,还有……余槐也急了,他把车队化整为零,分批次去收件。货车不行就面包车,面包车不行就电动三轮车……直到对方大闹工厂。

 

“前几天我手底下的人(加盟商)过来跟我告状。高新区那边的人(中通)不让俺们去那收件了。”上述韵达负责人表示,“真反了他们了。凭什么呀?我说你收你的,他敢动你你就打我电话。”

无主之地

就说那名被余槐骂的妇女吧,她看上去和余槐同龄。在车间里,像她这样和资历无关的“老员工”比比皆是。另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手持巴枪,不停弯腰扫描地上的快件,叫人捏一把汗。再有就是一天进出无数的快递员,他们大都年富力壮。一名外号“大狗”的小伙子,创造了附近街区快递员的收入记录。但他没有任何保险,甚至连一纸合同都没有。

 

《快递业务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也在这里失效了。而邮政局对四星级快递企业标准里正包含“快递业务员中,具备《快递业务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初级以上资格的不低于55%”一项。

 

那些从天上飞来飞去的包裹,即便外界诟病已久,也司空见惯。“我们是为了尽快送到客户手里嘛。”一个人打着哈哈。他们根本不担心总部的不定期暗访。“我从没见过。”一名加盟商声称。“总部关心的是那些违禁品。”

 

就在这片土地,还有大量流动的通达系员工,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灰色商人。这些人长期游走在客户与“通达系”网点之间,他们对网点发往不同城市的报价了若指掌。一般情况下,他们同网点讨价还价,然后再向客户报价。最终成交时保证自己和网点都有利润。不过像这种压榨利润的掮客很快被加盟商集体抵制,原因是身份——加盟商花了钱,这些人没花钱。

 

成为一名合法身份的经营者非常简单。如果你碰上余槐,他很乐意免费帮助你——把那些在业内无人接手的区域托付给你,然后等着你清仓退出坐收罚款与押金。而那些有人经营的区域,加盟商会向你描述一个美妙未来,并承诺交接客户。但大部分情况,接盘者只能得到一身工服,和满墙关于总部的荣誉事迹。

联盟的背后

张旸是当地圆通的总代理。现在,他被同行眼视为一个自大的失败者。这种自大的具体表现是,张旸想和总部平起平坐。

 

知情人透露,在圆通上市之前,张旸搞到了数百万融资,回收了当地所有二级加盟商的网点。有人相信他试图跟总部谈价,还有人认为他想搭乘上市快车。但最终,张旸的投资血本无归。

 

每个月,快递公司负责人要向市邮政局提交上个月的业务数据报表。最近一次向邮政局提交数据时,有人看到圆通的业务量大减。

 

“好多加盟商听说他要回收网点就全都不干了,尤其是那些效益不错的地方,底下员工也走了,客户都没留给他……还得自己招人,为了揽客户只能降价。”一位老板透露。“量上来后,人手不足,服务跟不上,直接罚死他。”

 

圆通随后涨价,在它们网点的墙上,甚至贴上了总部下发的指导价。这被同行视为大忌。中通的一名加盟商信誓旦旦,“我永远不会对客户开诚布公,这是找死。”那些习惯用1.2元/公斤发货的电商看到翻了几倍的价格后,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强调数据驱动的今天,当地加盟商还在用最原始的价格战寻找客户。而快递公司纷纷加大力度投入的信息化建设并没有发挥作用,至少在加盟商这里没有。

 

“如果没有足够的发件客户,谁也干不下去。”韵达负责人表示。“想找到足够的发件客户,你只能降价。留住老客户的方式就是继续降价。”

 

平安证分析预测韵达快递的高增长将继续保持,这得益于智能化、信息化投入力度大。而当地韵达负责人对此毫不知情。“我们什么数据都没有。”他继续说,“总部每年还会发一份表格,你绝对猜不到上面写了什么——我们片区所有客户的发件价格。注意,不仅仅是我们一家,还有发给其它公司的。”

 

“总部之间都通气了。我们除了后台账号,啥也没有。如果一个客户10块钱发了申通的件,骗我们说只花了7快。我们只能跟进。”

 

事实上,随着通达系上市,加盟商的话语权已经降至最低。2016年率先上市的圆通在2012年就完成对加盟商的扁平化结构改造。在新体系中,加盟商只能“控制”一小块区域,对整个网络影响微乎其微。

 

“总部都不敢干的事,轮得着他吗?”一位和张旸有过节的加盟商告诉记者。“有多大能耐干多大的事,是不是这个道理?他非得搞统一管理,搞价格统一,搞优质服务。想法很好,想落地?门也没有。要是累死累活把服务搞上去,最后因为别人(异地加盟商)搞砸了,你说恼不恼?”

 

“如果总部要收回我的地方,只要价钱合适。我巴不得他拿回去。这不是人干的活。”这位加盟商表示。“但总部也不傻。”

 

10年前,圆通快递董事长喻渭蛟就表达过“直营与非直营模式相结合最符合中国社会特色”的观点。10年后的今天,这个答案更加清晰。比如申通发言人就表示:自营的高效可控与加盟的灵活机动都是申通快递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通IPO路演分析则显示,加盟合作模式是市场主流。

 

资本市场的压力

2016年申通上市之际,董事长陈德军说“快递桐庐帮”要成朋友一样的关系。这个说法在2017年11月27日的国际快递业大会上正式落实。“协同”二字成为物流业的最大共识,被写进大会《桐庐倡议》。

 

“这里所有人的朋友都只有一个,钱。”常跟余槐来往的韵达负责人说。

 

最近几年,通达系的业务量逐年增长,单件利润逐年下滑。但真正承担这些数量呈几何增长的订单带来的麻烦的,是占比数量更高的加盟商。

 

余槐租用的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旧工厂,已经不堪重负。现在他还要因为管理不善而被总部罚款。即使他意识到,自己低价、恶性、无序的竞争,会继续加剧中通“业务量增长而利润下滑”的怪圈,他也必须这么做。

 

“现在有一个问题,总部能握手言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我认识你,你认识他,他认识我。但我们还打得不可开交……”另一位加盟商提出自己的看法。

 

或许,价格战发端于一道指令——总部在年初设定好某个数字,等待加盟商拧紧发条靠近目标。如果后者没能满足前者,那就要按照相差数量,逐票罚款。

 

这一切极有可能和在A股上市的“通达系”对投资人的业绩承诺有关。比如申通在2016年末就表示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4亿元、16亿元、19.05亿元。类似承诺也发生在圆通和韵达身上。

 

问题在于,无论哪种结果,加盟商都属于弱势一方。为了业务量他们要硬着头皮降价开拓市场,但这部分成本谁来承担呢?如果不打价格战,年底业务量达不到就要面临一笔数额巨大的罚款。而总部,“他们的财务状况其实很稳定。”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来说,“所有费用都是提前预收的,连罚款用的资金账户都需要加盟商提前垫付。”

 

今年下半年,新上任的省邮政局领导来到余槐、张旸的城市调研。开会之前,市局领导叮嘱大家不要乱说。但张旸还是忍不住了。他泪眼婆娑、声音哽咽,“求求您跟总部讲讲吧!”对面的新领导一头雾水。

 

“不要再给加任务量了,不然就真没活路了!”

 

不过除了他,再难找到第二个有类似祈愿的人。西装革履的证券分析师在盘算营业收入是否匹配股票市盈率;总部管理层正千方百计挑战未来几年的承诺利润增速;大大小小的股东,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里跳动的数字。他们是如此盼望业绩大增,股价上涨。(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名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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